芬蘭 由貧窮國躍升幸福國的秘密

2007-11-22 天下雜誌 文／蕭富元 　

僻處極地，曾經是最貧窮的國家，也曾被東西兩強佔領，苦命八百年的芬蘭，如何用三大策略，變身幸福國，成為全世界爭相學習的典範？
　　
芬蘭　由貧窮國躍升幸福國的秘密
芬蘭總統府外幾乎看不到守衛。樸實無華的三層樓建築物，正對蔚藍海港，相隔不到一百公尺。大型波羅的海郵輪轟然入港，愈靠愈近，猶如巨鷹俯衝，幾乎叼下這棟由鹽倉改建的白色總統府。

總統府斜對街，是攤販雲集的赫爾辛基市場。大白天，又是賣魚、又是賣花，一派熱鬧。總統哈洛寧的貴賓得忍著腥臭味，入府晉見這位芬蘭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外交部顧及國家顏面，曾經柔性勸離攤販；攤販反問，在這裡做生意礙著誰了？要搬，總統府搬。
結果，攤販照常賣他的魚，國賓照樣摸著腥臭味進總統府。在芬蘭，天大；地大；民大；官？不大。

移居芬蘭將近五年的一位台灣人羨慕不已，時局再差，芬蘭官員也說不出大家要共體時艱這種話。那是人民的自由選擇，不是政府無能的遁詞。

小國奇蹟
歷史的鎂光燈總是探照在以小抗大的英雄身上。如果說，九○年代轟動全球的小國奇蹟是由台灣主演，千禧年後上演的續集，則由芬蘭擔綱最佳主角。

在過去六年中，芬蘭四次摘下世界經濟論壇（ＷＥＦ）全球競爭力桂冠。芬蘭十五歲中學生，在四十三個先進國的「國際學生評量計劃」（ＰＩＳＡ）大賽中，蟬聯兩次總冠軍。國際透明組織公布的最清廉政府榜單上，榜首還是芬蘭。

主流的流行文化，芬蘭人也沒有缺席。搖滾樂團Lordi去年在歐洲音樂大賽獲得史上首冠，那個晚上，主唱「Mr. Lordi」（Lordi芬蘭文是主的意思）精心戴著一頂白底藍十字芬蘭國旗帽，舉國瘋狂，在街頭揮舞國旗、按喇叭慶祝。愛畫畫、也許並不特別喜歡重金屬樂的總統，還拍賀電給這團打扮成惡魔的「芬蘭之光」。

就像是養了一手好牌，怎麼打怎麼贏。芬蘭成了典範移轉的新標竿，頻頻登上國際主流媒體的封面。

地圖上看芬蘭，長得像一個穿著長裙、高舉右手的仕女（左手在二次大戰後割給了前蘇聯）。怎麼看，芬蘭都不是豪門千金，歐洲人稱它「波羅的海的女兒」，總有那麼一點苦命的暗示。

冷酷異境，東西通吃
論歲數，芬蘭還比中華民國小六歲；論發展，芬蘭和台灣幾乎同時進行工業化、同步發展資訊科技；論尺寸，使用芬蘭文的人，不過是使用正體字的四分之一；論地緣，台灣隔海有一個不甚友善的「暴發戶」，芬蘭則是被兩個總共佔領它超過八百年的「大戶」東西零距離挾住（芬蘭人多羨慕有那條台灣海峽！）。

儘管僻處極地，全球的芬蘭熱未曾降溫。作家吳祥輝去了芬蘭，讚嘆連連，寫了一本《驚豔芬蘭》驚豔台灣。前年，美國《華盛頓郵報》副主編凱瑟（R. Kaiser）到芬蘭採訪，返美後刊出一系列報導，反省：「如果我們那麼有錢、又聰明，為什麼不能像他們？」邊陲芬蘭讓中心美國憮然有愧。
為什麼？是因為芬蘭人聰明，還是幸運？
如果，「生於憂患」也能算運氣，那麼，芬蘭可以說得天獨厚。

芬蘭不是北歐「正黃旗」，它不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上，語言、人種皆與北歐諸國殊異，在日耳曼語系裡，「芬人」（Finns）指的是北歐狩獵採集的原始人。歐洲人從不把芬蘭當歐洲國家看待，在冷戰時期，歐洲甚至視芬蘭為遊走資本主義和共產社會的「雙面間諜」，戒它防它。

對於不歐不亞、不東不西的尷尬處境，芬蘭人刻骨銘心。芬蘭人不訴諸激情，反而用智慧來證明，它並非兩面國，而是東西世界的戰略緩衝地。芬蘭還用智慧折服一向有優越感的歐洲和北歐鄰邦，在文化和經濟上，它也可以是贏家。

芬蘭模式的「三隻腳」
「芬蘭模式」是近年經濟學家熱中研究的主題，當過二十一年國會議員、六十四歲的總統哈洛寧十月中旬應倫敦政經學院邀請演講，娓娓道出芬蘭從一個最貧窮、最遙遠的國度，變成全球最有競爭力的國家，秘方就是這一帖集合「民主、完善治理、社會福利和投資教育」的芬蘭模式。

芬蘭鼎起聰明的三足——務實哲學、福利制度和聰明的投資策略——穩穩踏上強國之路。

年輕的國家
芬蘭共和國，至今只有90歲，比中華民國還少了六歲。芬蘭在13世紀之後，就成為瑞典的領土；之後俄國勢力崛起，1809年瑞典敗於俄國，因此割讓芬蘭，芬蘭成為帝俄所屬的自治大公國（由俄國沙皇兼任大公，最後一任大公也就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直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為止。芬蘭於1917年12月6日宣布獨立（這天也成為芬蘭國慶日），並且獲得當時列寧等人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政府承認。

Smart philosophy 務實，智慧的開始
要找一個詞來形容芬蘭，務實是最好的選項之一。務實哲學讓芬蘭即使面對惡劣情勢，也能保住民主和完善治理。既然改變不了地理位置，乾脆順勢而為，化雙面夾擊為雙面助攻。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東望西進，芬蘭雙箭齊發。

赫爾辛基九月天，彷彿要貪婪吸收夏天最後一道餘溫，市中心這棟有百年歷史的正宗芬蘭餐廳，透明玻璃牆內牆外坐滿了人。六十開外的外交部新聞官瑪利亞蓮娜，兩年前才從巴黎調回芬蘭，難得坐在十五℃的陽光下享受芬蘭最道地的鮭魚。吃完中飯，她還要搭電車去學俄語。

有著芬蘭典型寬廣身材的她解釋，這幾年俄羅斯經濟風馳電掣，申請到芬蘭旅遊、經商的人愈來愈多，她經常要去三百多公里外的聖彼得堡審核簽證業務，「會說一點俄語比較實際。」

能說四種語言的瑪利亞蓮娜再過幾年就要退休了，學俄語除了是公務需要，也是想直接知道俄羅斯人在想什麼。

對芬蘭人來說，了解俄羅斯人在想什麼，不是什麼個人興趣，而是攸關國家安全。
今年九月，芬蘭國防部長造訪美國首府華盛頓，在公開演講時，就率性直陳，今日芬蘭的三大威脅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俄羅斯之於芬蘭，正如中國大陸之於台灣，是威脅，也是機會。在料理芬俄雙邊關係時，芬蘭奉行特有的「Sisu」（膽識）哲學：遇逆境時務實不蠻勇，堅毅完成該完成的任務。

認清現實，智慧的開始
獨立已經九十年，和前蘇聯兩次決定命運的戰爭（冬戰、續戰）也結束一甲子，提到前「祖國」，芬蘭還是有那麼一點顧忌。芬蘭從建國以來，就不拘侑意識型態，堅定走務實政治路線（realpolitik）。只要上過學，都背得出前總統帕西奇夫（J.K. Paasikivi）的這句名言：「認清事實是智慧的開端。」芬蘭人知道，得有「唯智者，能以小事大」的能耐，他們堅持的民主體制才能維繫至今。

「芬俄邊界有一千三百多公里長，到現在都還有地雷，不務實，芬蘭不能永遠保持繁榮，」二十二歲創立芬蘭第一家線上防毒軟體公司F-Secure，董事長席拉斯瑪（R. Siilasmaa）用他低沉緩慢的聲音說，安全與發展是芬蘭的首要目標，不務實，一切都是空談。

為了生存，芬蘭硬生生吞下「割讓十分之一國土、六年內賠償六億美元、外交決定要經過蘇聯同意」的歷史屈辱，求得東線無戰事；芬蘭也因為對蘇聯瞻前顧後，飽受西歐世界批評，德國媒體甚至發明Finlandisation這個詞，來揶揄小國面對大國時的處處自我設限。芬蘭媒體少見反蘇言論，公共圖書館還曾列一千七百多本書為禁書，拒絕陳列，因為內容反蘇。

再委屈，領導人也從來不公開批評「俄」鄰。和俄羅斯和平共處，是芬蘭最高的現實。儘管蘇聯已經在十六年前灰飛煙滅，至今芬蘭還是沒有加入以抗俄為成立宗旨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ＮＡＴＯ）。

芬蘭務實看待俄羅斯，除了安全顧慮，還有經濟盤算。
二次大戰之後的五十年間，蘇聯是芬蘭最大的出口市場，佔芬蘭對外貿易額的四分之一。蘇聯解體後，芬蘭ＧＤＰ兩年內掉了一○％，就業率狂跌二○％，對蘇聯的依存可見一斑。
到現在，俄羅斯仍是芬蘭第二大貿易伙伴，每年對俄羅斯出口值成長二五％；此外，俄羅斯還是芬蘭最大的能源與原物料供應國。應對進退，大意不得。

超英趕美，西方富國
也是因禍得福，為了償還戰爭賠款，芬蘭在短時間內發展出堅強的重工業基礎，馳名世界的諾基亞和造船、造紙業，都大發「國難」利市。芬蘭像是國家版的灰姑娘，靠出口到東邊市場的木材紙漿和金屬工業，快速工業化。在八○年代超英趕美，一舉追上傳統西歐強國，躋身西方富國之林。

隨著俄羅斯成為世界三大新興市場，芬蘭的戰略位置愈顯重要。位在芬蘭東南方的瓦力瑪（Vaalimaa），是歐盟進出俄羅斯最主要的關卡，每年有兩百萬人次經過這裡往返歐俄。芬蘭邊境海關抱怨，這裡幾乎天天大塞車，每天都有上千輛卡車排隊出入關。

正如英國《金融時報》分析，芬蘭已經成為世界產品輸入俄羅斯的「重要導管」，西歐國家透過芬蘭，將產品送到俄羅斯這個超級市場；畢竟，最會跟俄羅斯打交道、做生意的，還是芬蘭人。

「芬蘭不能錯過俄羅斯的機會，芬蘭企業未來要靠它成長，」芬蘭科技與工業協會創新中心主任亞拉亞斯齊（J. Yla-Jaaski）不諱言。

就以芬蘭零售業龍頭、有一百四十五年歷史的Stockmann集團為例，有四分之一的銷售額和獲利都來自以俄羅斯為中心的波羅的海四國，這塊區域共有一億五千萬人口，對只有五百萬人的芬蘭，簡直是一只生意源源不絕的聚寶盆。

通往亞洲的市場，要經過芬蘭
東望之外，芬蘭也絕對不自外於歐洲。

芬蘭自十二年前加入歐盟後，就安分且積極地扮演模範生角色，率先遵守並實現歐盟各種協議，也是北歐唯一使用歐元的國家。芬蘭並提供他們的對俄「專業」，協助歐盟和俄羅斯打交道，歐俄之間的重要高峰會議，經常都由芬蘭當東道主，負責穿針引線。

芬蘭加入歐洲大家庭，也名正言順分散出口重心，如今，歐盟十五國佔芬蘭的貿易量已有六五％，芬蘭超過七成的資金是投資在歐盟各國。

除了東守俄羅斯、西拓歐洲，芬蘭更南開亞洲市場。
芬蘭曾經以「北歐的日本」自居，引進並學習日本的產業發展模式。早在亞洲市場崛起之前，芬蘭已目光獨具，經營自己的亞洲策略，婉拒加入北歐四國共組的北歐航空，獨自培養國家航空。芬航不和歐洲人搶歐洲、搶美國，而是先發搶亞洲，利用本身東西緩衝區的地理優勢，大力開拓亞洲航線，成為北歐飛亞洲航班最多的航空公司。
於是，北歐通往亞洲的市場，要經過芬蘭。

雖然開車到哥本哈根國際機場只要二十分鐘，瑞典第三大城馬爾摩的創業家哈肯森（L-G Hakansson），要去巡視他的上海工廠時，還是繞路先到赫爾辛基，再轉飛亞洲。「那是去亞洲最快的路，」經營汽車零件再製業務的哈肯森說。

芬蘭人的務實，並不是短視的現實主義，而是深謀遠慮後的精算抉擇。從一個敏感的政策議題，即可見芬蘭從遠看近的務實思考。

環境部司長尤蘇卡寧（J. Uosukainen）舉例，早在這波能源荒發生之前，芬蘭就已警覺太過依賴俄羅斯能源；他們也注意到，芬蘭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全歐第二高，遲早會面臨歐盟的減碳壓力。在政府民間多方討論後，芬蘭達成共識：打破歐洲高舉二十年的反核神主牌，成為西方世界第一個重新使用核能的國家。

芬蘭現在已經有四座核電廠，第五座兩年內完工，目前正在評估第六座。至於最頭痛的核廢料問題，在芬蘭也不曾造成衝突，處置廠所在地居民以壓倒性的三分之二，贊成設在自己家門口。
「只要是對未來有利的事情，芬蘭人一定會去做，」尤蘇卡寧強調，芬蘭沒有對抗意識，只有務實意識。

從六○年代歐洲的窮國，八○年代追過歐美水準，到現在國民所得名列全球第十名，芬蘭人聰明務實的思維，讓這個偏遠的北大荒，每二十年量子躍變一次，不斷累積前進的能量。

Smart system 福利國家2.0
在拉普蘭省第一大城羅瓦涅米市當記者的亞諾，已經休了兩個月的爸爸假，專職在家照顧剛滿一歲的女兒薩卡，還有兩隻很愛叫的狗。

九月初，跨在北極圈上的羅瓦涅米，陽光虛弱，還不到十度。剃著大光頭的亞諾和太太牽著牙牙學語的薩卡，在河邊住家的前院草坪，蹣跚學步。

亞諾很感謝政府讓他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和等了十幾年的女兒朝夕相處。育嬰假的這半年，政府每個月會給他三百歐元，當作是照護國家未來納稅人的津貼。亞諾從沒擔心過薩卡未來的教育，只要她願意讀書，政府會一路養她到大學，甚至是碩士、博士。

「我的責任就是讓她吃飽，其他花費不必煩惱。」當然，亞諾最大的煩惱，就是這麼慷慨的福利，有一天會不會撐不下去。

社會福利無所不在
在芬蘭，像亞諾這種專職奶爸，漸成潮流，每年以倍數成長。
芬蘭無所不在的社會福利，反映出傳統的北歐思維：政府存在的價值，是照顧好「每一個」人民。美國那套小政府大社會的理論，芬蘭人並不信服。芬蘭政府每年用在社會福利的支出，佔四分之一的ＧＤＰ，比重是美國的兩倍多，台灣的五倍。

福利制度的設計，同時還是拉高芬蘭國家競爭力的策略一環。
社會福利太好，將損及國家競爭力，這種魚或熊掌的兩難，不在芬蘭人的邏輯裡。
過去十年，芬蘭經濟成長率平均每年達三．五％，去年更衝破五．五％，創十年新高。競爭力大師麥可波特（M. Porter）去年底研究，在全世界一二二個國家中，芬蘭的企業競爭力，僅次於美國、德國，名列第三。「真正的競爭力是用生產力來衡量，」波特強調，在北歐國家中，芬蘭過去十年的生產力成長最多。

在芬蘭的國家發展藍圖中，社會福利是國家競爭力的引擎，而非阻力。社會福利和發展科技，更是魚幫水、水幫魚的雙贏政策。

芬蘭自六○年代開始推動社會福利，便深信這是一個「良性循環」的策略，擅長能源經濟的經濟學家柯穆拉寧（K. Komulainen）分析，芬蘭認為透過福利制度、教育改革和財富平均分配，可以帶動經濟成長；經濟成長又會增加財富；更多的財富，可以創造更好的福利；更好的福利，又會刺激更高的成長。

勞工經濟研究所所長基恩德（J. Kiander）也反思，芬蘭的產業結構能夠從以比較利益為主的重工業，轉型為以競爭優勢為基礎的科技業，關鍵就在社會福利制度。

冒險不必餓肚子
「好的社會福利讓人願意冒險；冒險，才能促進競爭力，」基恩德肯定，愈是靠知識吃飯，愈需要社會福利做後盾，讓人民沒有害怕失敗的無形焦慮。在芬蘭，失業後，有政府十八個月、七成薪水的保障，「冒險，不會讓你餓肚子。」

凡出國演講，提到芬蘭經驗，總統哈洛寧必然不厭其煩強調：「競爭力和社會福利並不是互相排斥。人民不需要選擇，可以同時兼有競爭力和社會正義。」

二十歲就拿到博士學位、以《資訊社會福利國家》一書聞名的芬蘭學者海莫能（P. Himanen）特別以「福利國家2.0」，描述芬蘭夢的特質，就在於「大家都能住在一個既有創意又有照顧的世界」，曾參與擬定芬蘭「資訊社會發展策略」的海莫能形容。

可以這麼說，上個世紀的美國夢是靠個人競爭努力圓夢，這個世紀的芬蘭夢則由個人努力和政府福利，小手大手相互牽成。
芬蘭的福利制度，是以眾生平等為基礎。不必要有富爸爸，也不必靠一次偶然的出生，芬蘭人沒有輸在起跑點的壓力。

芬蘭是歐洲唯一既沒有王室也沒有土生土長貴族的國家，原本就具有普世平等的思想。千年來，夾在俄國、瑞典和德國三個時刻覬覦它的強國間，芬蘭團結意識一向強烈。一百四十年前，芬蘭又遇到罕見大飢荒，一口氣失去一五％的人口，芬蘭人深信「唯有團結平等才能生存」，一個芬蘭人都少不得。

平等的代價並不便宜。芬蘭所得稅率從三五％起跳，最高超過六○％。國家將近一半的ＧＤＰ是來自稅收，位居全球第六高。在各種國家競爭力指標中，稅負過重通常是芬蘭表現最差的一門，總是拉低總成績。

同樣是課重稅，相較於其他北歐鄰邦，芬蘭人似乎繳得更心甘情願。

總統的夏屋在漏水
二十八歲的赫蒂在赫爾辛基大學當講師，她每個月只能領到一半薪水，另外那一半，她連摸都沒摸過，就直接扣稅進國庫。赫蒂從來沒抱怨過，為什麼要用她的薪水去養不願工作的人。「走在路上，我喜歡那種四周的人都過得很好的感覺。」談到她「消失的那一半收入」可以造福人群時，會說五國語言的赫蒂，真情流露。

在芬蘭，平等是一種生活態度，不是施捨的口號。外交部駐芬蘭代表處組長劉翼平還記得，一次在機場，看到前任總統阿赫蒂薩里（M.O.K. Ahtisaari）自己拖著行李，和民眾一起排隊通關，他現在仍身兼要職，是聯合國派去塞爾維亞和柯索沃的談判特使。

現任總統也是沒架子出了名。去年被民眾票選為史上第五偉大芬蘭人的哈洛寧，曾經是激進的全國學生會會長，七年前就任總統，出入從來只有兩名隨扈，百貨公司聖誕折扣也會跟著去搶便宜貨。

九月初，《金融時報》特派員採訪她，哈洛寧特別選在她的夏屋，糗的是，那天下雨，會客室天花板漏水了，只好移到客廳見記者。

翻遍芬蘭報章廣告，看不到富豪名媛新聞，也鮮少奢華時尚的報導。就拿四十一歲的席拉斯瑪來說，儘管已經是億萬富翁，他的太太還是繼續在小學教書，沒有貴婦派頭。

最能展現芬蘭的平等價值，是在道路上。芬蘭的交通違規罰款是按照犯行輕重以及所得「累進」，賺得愈多罰得愈多。前幾年，某二十七歲網路創業家開著拉風的ＢＭＷ跑車，以一百一十公里時速飆過市區。

賓果！吃下一張相當於兩百三十幾萬台幣的罰單。
這哪裡是公平？芬蘭法律規定，既然犯法，有錢人受懲罰的「痛苦」程度，應該和窮人同樣平等。

這位科技新貴並沒有找議員關說或走後門銷單，而是發揮佔芬蘭八三％人口的路德教派誠信美德，把罰款繳清。也是科技新貴的席拉斯瑪不無驕傲地說，芬蘭是唯一把戰爭賠款全部付清的國家，「只要是責任，我們一定會完成。」

Smart strategy 投資腦力
那一年冬天，赫爾辛基苦寒如常，芬蘭建國後最殘酷的大蕭條即將來臨。二十一歲的托瓦茲窩在大學宿舍，埋頭寫他的程式。改寫全球電腦歷史、動搖微軟霸業的Linux作業系統，一九九一年從寒冷的芬蘭點火，燒遍了世界。

芬蘭三寶
至此，「芬蘭三寶」全員到齊：聖誕老人、諾基亞和托瓦茲，三樣國寶都是芬蘭「腦力」的智慧結晶。

芬蘭人說話總是三句不離：「芬蘭是個小國」。小？有九個台灣大呢！因為覺得自己小，芬蘭才鐵了心孤注一擲投資教育和研發。這兩筆投資所花的經費，每年佔去一○％的ＧＤＰ，是除了社會福利之外，芬蘭政府最重要的支出。

台大國際企業系教授湯明哲研究，芬蘭經濟在五十年之間，從比較利益（森林）到資本密集，最後是利用全球競爭優勢，用的正是「從樹木到樹人」的策略選擇。

有最重要經濟學家美譽的薩克斯（J. Sachs）曾稱讚，芬蘭是全世界最會組織「腦力」的國家。遠在七○年代，芬蘭立定發展科技強國的方向後，隨即大幅改革基礎教育，為小孩提供免費且高品質的教育。在芬蘭讀大學免學費，大學生每個月還可領二六○歐元津貼、將近兩百歐元的住宿補貼，以及二二○歐元的低利就學貸款。

三十年算下來，政府這筆投資價值連城，不但中學生數理、閱讀、解決問題的能力技壓群倫（詳見《天下雜誌》十一月七日出刊的三八四期教育特刊），高等教育也表現不俗，在今年世界經濟論壇的國際排名中，「高等教育人才與訓練」這項評比仍獨佔鰲頭。

工程師社會
芬蘭投資腦力，並不是亂槍打鳥，而是專注將資源集中在幾個重要領域，尤其是資訊與通訊工程產業，芬蘭人就常自稱他們是工程師社會。

有一則芬蘭笑話：「換燈泡需要幾個芬蘭人？零個，因為芬蘭人全都是工程師，可以修好壞掉的燈泡。」

為了發展科技，八○年代芬蘭擬定了國家創新策略，大量成立以應用為主的科技學院。二七％的大學生讀工科，比例在ＯＥＣＤ國家中最高。芬蘭每年為歐洲生產最多的工程博士，外國留學生到芬蘭，也有四成是學理工。

諾基亞企業溝通副總裁蘇米寧（A. Suominen）分析，諾基亞之所以能夠科技獨步全球，就是因為芬蘭的科技教育出色，總是能找到最好的工程師。

除了教育，芬蘭還專注投資創新研發，每年研發經費佔三．五％的ＧＤＰ，是全世界第三高。

芬蘭建國五十年時，國會送給芬蘭民眾的禮物，是撥款一億芬蘭馬克，成立芬蘭國家創新基金（Sitra），投資創業基金給創新和高科技創業。二十一年前，芬蘭政府又成立國家技術創新局（Tekes），功能很像台灣工研院，統合產官學界，聯手研發高科技和通訊產業。

Sitra、Tekes和芬蘭科學院三大研發機構，負責研究、擬定並執行國家創新策略。芬蘭被公認是全球最有創新企業環境的國家，在歐洲科技創新指標（ＥＩＳ，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最新的調查中，芬蘭是創新能力的領先者，而美國、英國和愛爾蘭只能算是追隨者；在創新表現上，是全世界第一名。

擁抱新思潮與科技
任職Tekes的經濟學家柯穆拉寧指出，芬蘭每年的研發經費有五十八億歐元，新政府在未來四年的施政報告中，提了二十七次創新，連車廂和電視廣告都會講創新，「對芬蘭人來說，談創新就跟吃飯睡覺一樣，已經是生活的一部份，」在Tekes工作十年的柯穆拉寧說。

芬蘭或許不是最有創意的國家，卻最願意擁抱新思潮和新科技。芬蘭是全球第二個賦予女性投票權的國家，也是全世界最早擁有女性國會議員的國家。在現任內閣中，有六○％的部會首長是女性。

一百二十五年前，芬蘭的Finlayson 紡織工廠，率先在北歐地區裝設電燈。貝爾申請電話專利之後六年，芬蘭的主要城市就設立了電話公司。

芬蘭同時是全世界行動電話和網路的先驅，在芬蘭，有超過一半的家庭，只有行動電話，沒有傳統固網電話。美國《新聞週刊》曾預言，芬蘭既有行動通訊和資訊科技的技術，又有結合這兩種科技的遠見，「未來將是芬蘭人的天下。」

距離北極圈只有三小時車程的奧盧（Oulu），是芬蘭新興的高科技聚落，薈萃了八百多家科技公司，且是諾基亞產品研發的重鎮。一九九一年，全世界第一通ＧＳＭ（全球行動通訊系統）電話，就是從這裡打出去。

四十幾歲的芬蘭環境部司長尤蘇卡寧說，如果沒有手機，芬蘭人的生活幾近癱瘓。在芬蘭，手機滲透率高達一一○％，不論是搭電車、洗衣服，甚至是機場報到、劃位、登機，都用手機付款或通知。談話間，尤蘇卡寧拿出他的諾基亞手機示範，按幾個鍵，預付兩歐元，接著拿手機就可以上電車，「對芬蘭人來說，手機不是科技，而是生活，」尤蘇卡寧笑說。

即使是交通警察在路上開罰單，也是透過手機連線稅務機關，幾秒鐘內查出駕駛人的所得，立刻算出罰款。

Smart future 芬蘭大未來
過去十年，芬蘭的穩定高成長，是先進國家的標竿典範，比起亞洲的後起之秀，也毫不遜色。
但是，鑽研創新的柯穆拉寧提醒，也許是永遠要為寒冬準備，芬蘭人總是會「先想一步」，對於現在的好成績，「高興一天就好。」

芬蘭人的未雨綢繆不是沒有道理。
今年，芬蘭在ＷＥＦ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從去年的第二名掉到第六名，ＩＭＤ世界競爭力評比則從第十掉到第十七名。今年，芬蘭的經濟成長率預估將下降至三％。這對芬蘭無疑是個警訊，因為要維持現行的社會福利制度，每年至少要有三％的經濟成長率。

費爾曼（S. Fellman）教授在赫爾辛基大學的辦公室，簡直是一座迷宮，已經刻意輕聲慢步，陳年地板還是嘎吱嘎吱響，左彎右拐的，一間不到兩坪的辦公室忽焉出現。辦公室堆滿資料、書籍，幾乎找不到可以站立的地方。

不能只有一個諾基亞
費爾曼研究北歐資本主義已二十餘年，在她的觀察中，芬蘭是所有北歐國家中，最容易受經濟危機影響的地方。芬蘭太倚賴資訊科技業，但是科技產業大幅成長的時代已經結束；更何況，芬蘭的科技業又太集中在諾基亞一家，中下游產業想在國際上競爭還很吃力。

「我們不能老是靠一個諾基亞，」費爾曼憂心地說。
芬蘭還有其他隱憂。

在麥肯錫顧問公司最新出版的芬蘭報告提到，芬蘭目前正處於十字路口，未來有兩大挑戰，一是產業的國際競爭，另外則是人口老化。

芬蘭是歐洲人口老化最快的國家之一，近十五年內，將有四成工作人口要退休；根據芬蘭國家統計局統計，未來三年內，芬蘭六十四歲以上的人口會達到一七％，退休金相關支出，將會吃掉一一％的ＧＤＰ，這將反過頭來侵蝕芬蘭在腦力投資上的佈局。

歐洲國家都面臨老化問題，但在芬蘭問題特別嚴峻。在所有歐洲國家當中，芬蘭是移民最少的同質社會，佔芬蘭人口僅有二％。另一方面，由於賦稅高、勞力市場條件嚴苛，芬蘭成為外資眼中最不適合投資的國家之一，在歐盟二十七國中，排名倒數第七。也就是說，芬蘭要發展任何產業或是投資任何新計劃，都必須靠自己。

Just for fun
另外一個罩門，非關外力，而是芬蘭人「不愛錢」的率性氣質。
科技與工業協會創新中心主任亞拉亞斯齊剖析，芬蘭人很會做看得見的產品，卻缺乏生意頭腦，也不懂得行銷，對賺錢更不積極，「不愛錢或許是人的美德，卻不是國家的美德，」亞拉亞斯齊搖搖頭，芬蘭人缺少創業精神，將損害芬蘭未來的發展。

新近被任命為國會監督委員會顧問的基恩德進一步剖析，芬蘭工程師不懂經商，開發新技術大部份是「just for fun」（純粹好玩），不是要發財出名。雖然芬蘭人在資訊科技有很多創新，專利數目也在歐洲名列前茅，可是，這些創新、專利大多賣給美國人。

芬蘭人賺到fun，錢卻進了美國企業家的口袋，托瓦茲就是最經典的例子。芬蘭出了一個電腦奇才，卻也失去一個大創業家。

話說回來，就像多數芬蘭人一樣，基恩德從不擔心芬蘭。人口老化是事實，但是芬蘭婦女平均一．八的生育率，比起歐洲、日本、韓國、台灣都高。況且，這幾年政府累積了豐富的積蓄，即使碰上幾年亂流，「也還支撐得下去。」

最重要的是，芬蘭人謙虛，不恥下問，總是在尋找新的標竿學習，從過去的瑞典、日本，到現在的愛爾蘭、新加坡，「不斷學習，而且聰明的學，才是芬蘭第一的秘方，」基恩德總結。

方向明確
你一定看不出來，赫爾辛基市中心這塊大花崗岩下面藏的是什麼。
這是芬蘭最有名的建築之一——岩石教堂，樸拙不花俏，堅固耐用又耐看，像它的國家。走進岩石，挑高透亮的教堂，讓人不自覺讚嘆。那時，坐在禱告椅上的荷蘭女子合唱團唱起聖歌，如沐天籟。

曾有芬蘭人說，生為芬蘭人，就等於是中了樂透。環境美、教育好、福利優，固然要繳很多稅，可是從政者又不貪腐，每一分錢都用在該用的地方。

父子兩代都是記者，亞諾思索芬蘭的未來，不知道是稱讚、還是埋怨地說，芬蘭人固執，當決定要走什麼路，就會一直走下去；芬蘭人總是形容芬蘭像一片平靜大海下的激流，默默努力前行，目標方向明確。那個目標，就是一個公平美好而又有實力的永續社會。

這個波羅的海的女兒，苦命了八百年，終成幸福國家的代名詞。台灣四百年勤苦，好不容易成就今天的繁榮。我們能像芬蘭那樣務實、謙虛，不斷學習，又聰明的學習嗎？我們知道自己要往哪裡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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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設計 讓世界看見芬蘭"一書,
繼續在網路上蒐尋到這篇文章,
台灣如何走兩岸的路,
務實需要智慧

台商去大陸

這是一個在聯電的工程師寄的 ... 從我為何買不到臺灣製橡膠手套談到晶圓八寸
我不是學經濟的，也非經濟系畢業的，但是我知道臺灣晶圓一去中國，臺灣的晶圓就全都關廠，我先告訴大家一個事實， 臺灣製造醫療用手套的十多個大廠，這一年來全部關廠了， 因為我買不到了。 這件事情是幾個月前吧，事務主任說：「奇怪了，怎麼都進中國製的貨。」問之前的廠商是怎回事，廠商的業務代表小陳，就到會議室說：「臺灣的手套工廠，都收起來了，私下我好奇地詢問：「臺灣的橡膠手套技術，中國怎麼會了呢 ? 」小陳就娓娓道來中國本來沒有製造高醫療手套的實力，臺灣有十家手套公司供應全世界醫院，市場很大，很賺錢！
高雄的一家橡膠公司 ( 兄弟檔的 ) 看到臺灣媒體說，中國市場勞工便宜、去中國投資更賺錢的美話，該兄弟就想：一個勞工便宜十分之一的話，一千個勞工，一年就多賺三千萬喔！ 所以就把廠一部分移到中國東南，工廠移到中國後，剛開始三個月賺了錢，就擴充生產線到河北、瀋陽，他在石家莊的廠，技術被中國以偷竊的方式得到了 -- 製造高級橡膠之後石家莊書記就以國營企業的廠子，開始生產一模一樣的高級手套，搶單子，臺商怎麼搶都搶不贏國營企業，為了搶單子，壓低報價亂搶單，打亂了市場價格，很快的，台商支持不下去收攤了，很快的，就連在臺灣的橡膠工廠也敵不過中國的國營橡膠廠，一個個倒閉了，臺灣橡膠工人，幾千個被資遣了，工人失業，幾千個家庭就失業了。後來石家莊這個書記高幹，把橡膠生產線變成六條，變成自己經濟創造自營的工廠，賺大錢，把錢匯款給他在美國的子女。

中國人的策略就是偷到技術後，以國家的力量壓低價格？ 並以水災稅、飛彈稅、環保稅....等等各式各樣的怪稅把台商壓死 ... 臺商永遠玩不過中國政府 ~一個臺幣一百元的垃圾桶，中國政府叫你台商以十萬元買一百個小垃圾桶，你就得買，否則就開五百萬的罰款，你買不買 ? 中國要你台商死，只要一眨眼、一揮手，土地說好免錢的，只要中國說：土地現在要收錢了， 一坪租金一千，台商馬上撐不下去 ... 更恐怖的是，不只是台商撐不下去，就連臺灣的廠商，也敵不過中國瘋狂的低價報單。美國為什麼沒有把八寸晶圓移到中國 ? 臺灣的八寸晶圓一但到中國，若被中國偷了技術後不但中國的台商死亡，就連臺灣所有的竹科全部死亡 ... 媒體記者常常騙臺灣人的一句話就是：臺灣出超中國兩百萬美元 (臺灣賺中國兩百萬美元) ，這真是狗屁的話，兩百萬美元是臺灣的機械，臺灣的高科技的機械，臺灣把兩百萬美元的機械賣給中國，賺了兩百萬美元，但是，臺灣這兩百萬的機械，可以讓十萬臺灣人就業、臺灣人薪水50億、以及千億台幣的產值。臺灣從中國賺兩百萬，卻造成了臺灣產值減少千億、DP減少一成 ( 約一百億美元 ) ，中國賺兩百萬美元，卻造成臺灣少賺全世界百億美元？！....

此文節錄自網路郵件＜未來的工作在那裡 ? 一個被大陸逼得走投無路的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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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小心唷，
不要再盲目樂觀的遷廠了吧，
現在的大陸可不是那麼簡單.可信的呢，
想過去的台商們你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說這些其實我也不是很懂的事，
說這些其實要過去的也都早過去了吧！
各種滋味後果也都嚐的差不多了，
有成有敗，
台商們彼此之間一定也會有很多經驗交流的，
無論如何
這仍然是一片新大陸，
雖然不像哥倫布發現的那樣原始，
但怎麼可能不試試看
就怕錯失先機 也怕坐以待斃

現在我只是個小老百姓
即使不是台商
關於大陸
我們都同樣有著各種愛恨矛盾或恐懼吧

經過了第一輪的廝殺
是不是有更多的心得經驗
知道怎麼因應了?

不管政治媒體的亂象

也不要被恐懼打敗

小心 真的小心

加油 也請好好加油
前瞻也記得後顧
才能踏好你的腳步
百姓或台商
我們都得努力
不能讓台灣弱到失去與大陸抗衡的條件
特別是在他們結束共產專政以前

山西黑窯「黑奴」事件 越揭越黑

【大紀元6月15日訊】
上千名8至13歲兒童，被販賣到山西洪洞縣等地非法磚廠做苦工的案件被揭露後，中外震驚。在海内外輿論和媒體壓力下，中國總紀檢組長張鳴起等官員組織專案小組到洪洞縣現場進行調查。全國各地不少失蹤兒童的父母在事件曝光後紛紛趕赴山西尋子。許多網民斥責這一事件是民族和國家的恥辱，也是對中共自稱人權最好的極大諷刺。一些媒體更指出此一案件全靠家長千方百記尋找失蹤的子女才引起關注，當地官方基本上處於被動、不作為，甚至阻撓的立場。
據悉，這些孩子大多在鄭州火車站、汽車站、立交橋下、馬路邊等地方被人販子或誘騙或強行拉上車，以500元一個的價格賣到山西的黑磚窯做苦工，山西臨汾市、永濟市是窯場比較集中的地方。
有媒體表示︰「迄今為止，山西永濟等黑磚集中的地區，還沒有任何機構針對黑窯開展整治行動。在黑磚的每一根煙囪下面，犯罪黑窯數目仍在不斷增長、童工的苦難仍在延續，而所有失蹤孩子的家庭仍在焦灼地等待。」

官商勾結 權錢交易撐起罪惡保護傘
《北京青年報》稱，洪洞縣曹生村的黑磚是村支書兒子所開，所以當然受到特殊保護；更多的黑磚是當地納稅大戶，「與政府官員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據廣州《新快報》報道，雖然奴役童工已存在數年，但當地政府並未配合解救童工，反而協助和包庇磚廠負責人。一名叫柴偉的童工父親說，他在尋找兒子的過程中，曾到臨猗縣臨帚鄉一磚廠救人，但派出所公安礙於廠主是有勢力人士而未予協助，最終柴偉只救出7名童工。又有一次，柴偉到永濟縣栲栳鎮派出所求助，公安甚至直接拒絕救人。
據河南都市頻道報道，一個到黑窯場尋找孩子的家長發現一個小孩是自己的同鄉，想把他帶走，結果當地派出所的人說，這小孩是窯場花了幾百塊錢買來的，你只要找自己的孩子就行了，不要管閒事。對此一名網友表示：「當地黑磚窯之所以如此喪心病狂，和警方的態度應該有著直接的關係，他們之間肯定有著不可告人的交易!」「當地警察已經變成黑煤窯主看家護院的私人武裝！有網友則聲稱要「起訴政府不作為」。與此同時，許多網友更是呼籲「集合較多的人，用武力端掉黑煤窯」。

現代「黑奴」境遇慘不忍睹
《新聞晨報》披露說，一群十五六歲的孩子，在磚窯裡搬動磚坯。他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稍有怠慢就會棍棒加身，有的被監工暴打致傻或致殘。他們蓬頭垢面，有的身上還穿著沾滿塵灰、破爛不堪的校服。他們中間，甚至還有八九歲的孩子。這是發生在山西南部幾百座黑磚窯裡的真實故事。
6月5日，大河論壇出現一個題為——《罪惡的「黑人」之路！孩子被賣山西黑磚窯，400位父親泣血呼救》的帖子，帖子裡這樣描述黑窯裡的孩子們：「...在這些手腳並用、頭髮長得像野人一樣的孩子中間，有的已經整整和外界隔絕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殘；有的孩子被監工用燒紅的磚頭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後被人救出在醫院治了數月也未痊癒）。他們每天工作14 個小時以上，還不讓吃飽飯，有時因勞累過度，稍有怠工就會被監工隨手拿起的磚頭砸得頭破血流，然後隨便拿起一塊破布一裹了之，繼續幹活，至於拳打腳踢，棍棒伺候更是家常便飯，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傷也不給醫治，如不能自愈或傷情惡化，奄奄一息時黑心的工頭和窯主就把被騙的苦工活活埋掉。這些孩子身上都因為長期不洗澡長滿了牛皮癬似的皮屑，他們最小的只有8歲，8歲的孩子為了一頓飽餐是那麼順從，每天都幹著成人都難以承受的重活。他們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監工或打手巡邏站崗。」
據稱還有更多的童工仍然身陷苦海，主要來自河南、四川、湖南及湖北。 河南等地傳媒昨日亦發起全省徵集失蹤者活動，希望把名單交給公安部門。
東方日報評論指出，山西黑案曝光已逾一周，中央政府遲至前日才有反應，但級別低得讓人心酸...由非政法單位介入山西黑窯大案，讓人質疑中央有意將這宗驚天大案性質蛻變為「非刑事案」，誤導輿論，難免鑄成「打草驚蛇」、「大事化小」之大錯。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7/6/15/n1744763.htm
山西黑窯事件 相關專題： http://epochtimes.com/b5/nf39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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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之前看到的一篇報導
不可或忘呀
各個講究兒童人權的組織們
加油!!

人禍 河南賣血百萬人染愛滋

中國時報 2007.09.07　 大陸新聞中心/台北報導

河南省究竟有多少人因賣血醜聞感染愛滋病？保守估計最少一百萬人，而這場堪稱世紀浩劫的血禍，其始作俑者不是愛滋病毒，而是權力腐化所代表的心魔，其中，最應負責的是前河南省委書記，當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
香港「亞洲週刊」深入河南省發現，一九九五年河南基層醫生王淑平，曾就愛滋病問題向河南和中央提報，結果被當局打壓，被迫出走美國。案情曝光，中央曾令衛生部長陳敏章徹查此案，卻被時任河南省衛生廳長的劉全喜謊報過關。
事情發生於一九九二年，劉全喜在河南大辦血站，想出口血漿賣給美國的生物製品公司，搞所謂的「血漿經濟」。當時全省一哄而上，河南睢縣甚至喊出「不賣血就是不愛國」的口號，連五十歲以上的人都染黑頭髮冒充年輕人賣血。
據統計，這段期間河南全省共有一百四十萬人賣過血，其中大部分是農民，他們每賣一次血可得五十元人民幣。不過，血站只要血漿，不要血球，為此血站想到一舉兩得的好辦法，即把同種血型的血球混合、清洗，再回輸給獻血的人，回輸的同時還可以給獻血人五元人民幣，以致賣血一發不可收拾，一人感染，全部遭殃。

問題愈演愈烈，而當時擔任河南省委書記的李長春，不可能不知「血漿經濟」造成的影響。劉全喜特別向李長春夫人求情，以避中央調查。劉的膽大妄為，先後得到該省二位組織部長的相挺，包括現任河南省委副書記陳全國和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黃晴宜，而這二人都因跟隨李長春而入主京官，官運亨通。
反而奮起抗擊愛滋役情的王淑平、高耀潔（有中國民間預防愛滋病第一人之稱）與披露事件的記者張繼承，連遭打壓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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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
輕率的政策
慘烈的後果
直叫人無言以對呀...

西藏人的困境

◎馬建 自由時報2007-9-3

當一頭鹿感受到被追殺，逃亡得愈遠對牠來說就愈安全；遠處就是希望的樂土。
我是在極權社會長大的，做為個人求生的最後一道防線；思想、欲望甚至念頭的自由都被控制著。終於，政治恐懼啟動了我被鉗制著的絕望，逃離開那個形同監獄的社會，也是一次越獄的行為。而逃得愈是遙遠，反叛的激情就愈強。
那是贏得思想的自由而投奔的另一個人生舞台，也是去異國他鄉的終極方向。而西藏對於封閉的中國而言，就是最遙遠的佛國了。我就是懷著那種心態走進了到處是槍口的西藏。
1985年，我終於進入三年旅途最遠離塵世的「香格里拉」，充滿神祕感的高原佛國。
到達拉薩那天，口袋裡幾乎身無分文了，在朋友的宿舍住下來以後，馬上就開始找活賺錢。先是在西藏自治區電視台的大門兩側，畫兩幅發展經濟的宣傳廣告。一個多星期畫下來，我渾身是塵土，街道的牆上平添了大片乾淨的色彩，引來無數藏民圍觀。
現在，我真希望那不是拉薩大街上最早的商業廣告。
賺了500元以後，我又承包了自治區礦產局舉辦的介紹西藏礦產資源的招商展覽。從西藏是中國最大的水力資源一直畫到鐵、鋅、銅、森林等礦產和林業的開發潛力，也畫了很多礦石提煉以後可以做出哪些生活用品，還畫了從猴子變成人的進化過程，以表示商業開發是人類進步的必然。
半個月又賺了200多元。由於晚上就住在展廳，半夜很容易去食堂偷啤酒和燒雞，省了我不少生活費。
算了算基本上夠三個月的旅費以後，就開始準備在西藏的旅行路線。我心中的西藏是一片非人間的佛土，藏語叫「香格里拉」，意為「心中的淨土」。
但趕上了和平解放二十週年大慶，拉薩完全是個戒嚴的城市了，我雖然不是藏民，但也是漢民中屬於壞人類型的長頭髮裝扮。晚上溜出去在街上走動了一下就被藏族民兵抓住查身分，天亮才被電視台的朋友認領出來。
可以感受到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敵對關係達到了極點，但當時只是知道藏人對漢人的恨隨時會爆發。幾乎所有的朋友都會勸我，說藏民們都有刀，持刀合法，要小心別被捅了。
出去也更危險，道道關卡圍截檢查往來的行人，就只好等過了這狗屁節再出發了。
慶祝遊行的當天在街中遊行走動的要經過政治審查，在街兩邊歡呼的人也都要嚴格挑選，完全就是一場武裝的政治演出，感受不到一點節日氣氛，雖然歌聲號聲響徹天空，藏人的恐懼和恨用手就可以感觸得到。
之後我選了兩條路線在後藏遊蕩了兩個多月，經歷最難忘的，除了天葬，就是佛土無佛了。六千多座廟宇成為廢址，倖存的七、八座，沒一座是完好無損的；為了恢復宗教政策而從農村拼湊進來的老小喇嘛們多是為了有口飯吃。每座寺廟都掛著出家僧侶規定：「……熱愛國家，熱愛共產黨，……入寺後，要學習馬克思主義，認清唯心和唯物是兩種對立的世界觀……」而員警就駐守在寺院裡，看守著那一群群誦經的喇嘛。
做為一名受了戒不久的佛教徒，感到共產黨真是無處不在，而佛和我一樣，連自身都救不了，還能拯救誰呢。我感到自己內心的崇敬被衝垮，如病人被迫要伸出舌苔，讓醫生診斷你生了什麼病一樣的尷尬。
現實的政治恐懼與宗教信仰，特別是藏傳佛教與世俗的男人女人，甚至與個人自由的關係，也都令我迷惑不解。因為我的信仰原本就不是從內心生出來，是需要現實的觸動，但盼望已久才踏入的人間淨土，正是我感到最不該停下來的地方。
被禁聲的流浪漢
回到北京以後我頭腦依然空空蕩蕩，就開始通過寫作來尋求內心的平衡。我想以一個尋找內心自由的流浪漢的眼光來看愛情和同情、道德和信仰以及文明使我們失去了什麼，並根據這五個想法選了五個故事來寫，而這五個故事都是來自我對西藏高原的感受；從原始自然的生活去對比現代人的處境。
為此，我跑遍了圖書館，查閱了很多宗教社會的調查資料，還包括了高原植被和氣候。結果，從道聽塗說的故事裡，漸漸又呈現了我對佛教的質疑。所以，寫作的兩個多月，我也一直反省自己的信仰。
寫完以後就帶著手稿，來到朋友高行健家裡聊天喝酒，半夜他進到睡房一直讀到淩晨才出來把我弄醒。他認為很好，不要再改動了，由他交給《人民文學》的主編劉心武發表。
兩個多月以後，我已經到了香港，在一個畫商家裡租了床位，每天為他畫些商品油畫為生。一天晚上，香港電視上突然出現了中央電視台的鏡頭，播音員正在說：馬建的小說透過一個流氓騙子的眼光，以低級下流的筆調，醜化了藏族同胞，文中沒有一處表現藏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的鬥爭生活，是一篇格調低下的作品。……通知各有關單位不准傳閱，立即就地銷毀。
我馬上打電話問深圳的朋友，他告訴我公安局已去調查，我在中國的最後一晚都在他家幹了些什麼。同時被傳訊的還有其他朋友。他警告我算是運氣好，但千萬別回國了。
一夜之間，我成了全國的批判物件，而《人民文學》主編劉心武被撤職查辦，編輯部也停刊整頓，並在《文藝報》發表了題為「嚴重的錯誤，沉痛的教訓」的檢討。聲稱「發表這樣的文字，背離了黨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
當年正是全國28個省市爆發了學潮剛被平息，但餘波未平，人心浮動。鄧小平剷除了開明派的胡耀邦，掀起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先開除了新聞界的劉賓雁，教育界的方勵之，思想界的王若望之後，文學界找個作家開刀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沒想到是我。剛開放的文學界馬上就收縮了。
事發三年以後，《文藝報》又發表了一篇〈舌苔事件備忘錄〉的報告文學，開頭是這樣描述當年的北京：1987年2月，北京一個陰沉沉的午後，從東單到西單，十里長街的每一個報刊亭前，突然擠滿了湧動的人頭。「《人民文學》還有沒有？」沒有買到的人立刻匆匆離去，直奔下一個目標。買到的來不及回家，就站在路邊電線杆旁，急速地翻閱。「看看，就是這篇小說，特黃……」
當時的人們大概是初次看到中國出現了「性開放」的小說，以至於5元一本的雜誌在黑市要20元才能買到，甚至還有了手抄本。連我出國前留給深圳《特區文學》的一篇二千字的小說，也因來不及撤稿，剛發行就被查封了。
從此我的小說作品和名字都被禁止在中國出現。
商業化的新西藏
十八年後的今天，因要出英文版，我又一次打開了這部被查禁的小說，發現自己已不是當年那個流浪西藏的漢族青年了。現在要再寫一篇有關西藏小說的話，我一定會加上政治，加上共產極權對西藏宗教的扼殺。
那時我渴望真理，急於要解剖自己的思想，追求個性和自由。但在那個專治國家，中國人所了解的西藏歷史，基本都是官方灌輸的那一套；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西藏就從農奴制「解放」了。我們不會把唐朝將文成公主獻給西藏的松贊干布國王為妃，看成是謀求兩國和好，而是證明西藏是中國的。對1959年的藏民起義，更理解為「叛亂」被鎮壓了。而達賴所帶領的西藏流亡政府，則是分裂中國的敵對勢力。帶著那麼多偏見走在佛土肯定是一無所獲。
直到離開中國在香港住下來，才慢慢看清了中藏歷史和今天的西藏真相。
達賴喇嘛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中共統治其間，有120萬藏人被害死，其中死於獄中17萬人；被槍決16萬人；43萬人死於戰場；34萬人餓死；被逼自殺和批鬥致死共10萬人。整個死亡人數相當於西藏人口的六分之一。這種死亡比例遠超過被共產黨消滅的漢族人口，在占領史上實屬罕見。
從宗教意識看中國統治西藏，那就是共產教侵略了佛教。從政治統治的角度看，那就是大國統治小國。在中國的歷史上總是專制強大時就控制著西藏，衰敗時西藏便獨立。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中國歷史的正常邏輯，西藏也是。在「合」的時代，「分」是必然的，但在哪一年分，就要隨歷史的變化，也就是由中國政治的更替來決定西藏獨立的進程。目前如果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搞街頭民意調查，那百分之百的中國人是不允許藏獨，像漢族一樣，任何反政府的活動都會被鎮壓。獨立只能等專制垮台才有希望。
但一個擁有自己的文化風俗和文字，有著自己獨立自主的歷史的民族，就已經是主權所包括的一切了，我當然贊同藏民的「愛國」，並為他們在自己的家園流亡著而祈禱。無論是心靈或土地，被占領了都不會給生活帶來精神幸福。
但今天的西藏和半個世紀前已無法銜接，除了天空和沒有新聞言論自由，可以說一切都已改變。執政的藏民幹部都是共產黨利益集團的成員。
今天西藏的市容遠比我畫的那兩張廣告要五彩繽紛，一條現代飯店橫在布達拉宮下面，新建的廣場聳立著西藏和平解放紀念碑，05年的二期工程還包括把廣場建成休閒、現代音樂噴泉等大型旅遊觀光景點。從前在街邊上趕著牛羊喝著自帶的青稞的藏民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飯館看著電視吃川菜的現代藏民，而且和漢人一樣玩撲克和打麻將。多數人忙著發財，忙著當有身分有地位的幹部，他們倚賴中國政府，不會是反叛者。
只有少數藏人感受到不能說不能寫更不能表達的痛苦，他們大都是佛教徒和學者，還承擔著被迫害的宗教文化記憶。最近藏族女作家唯色的《西藏筆記》被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石峰認定為：「讚美了14世達賴喇嘛、17世葛瑪巴，宣揚佛教等嚴重的政治錯誤，有些篇章已進入政治誤區，例如《尼瑪次仁》，描寫宗教人士尼瑪次仁，在國際會議上與達賴喇嘛的支持者相遇的困惑，反映作者對達賴喇嘛分裂祖國的認識還很模糊。」隨後新聞出版局在中國全面查禁了此書。
事件發生，西藏文聯成立對她進行思想教育的小組，迫使她承認以自己的眼光觀察西藏是錯誤的，必須放棄佛教，保證今後對西藏現實的描述遵照政府的要求。還派她去青藏鐵路工地，寫歌頌文章立功贖罪，因為她曾反對修建青藏鐵路。
共產黨對藏族作家的迫害也是對西藏文化的不尊重，只要發現有人為記憶而活著，便馬上洗腦，這一點和18年前沒有什麼變化。打著「反恐」旗幟抓捕更多的反叛者且有增無減，很多反叛青年幾乎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漢人於西藏造的監獄中度過。逮捕，加刑，無期徒刑，死緩，槍斃等詞是藏人在甜茶館習以為常的聊天話題。可以說，新西藏就是個變富的大監獄而已。
我慶幸小說發表時已逃離中國，不然下場也許比今天的唯色更差。
快速推進的「青藏高原經濟帶」，計畫把西藏列為西部大開發中的亮點。正在修築的青藏鐵路建成後，將和全國的經濟市場連接在一起了。目前西藏每年接待的旅遊人數是360萬人，收入達28億元。鐵路通車以後，西藏必將成為中國的「黃金熱線」。每年的遊客將是上千萬人次了。
因此，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西藏，對於漢藏的文化衝突、宗教衝突就都變成少數人的鬧事；多數藏人，特別是年輕人寧可西化、漢化、現代化也不願意藏化，不願意回到過去或歷史的連接點上。
社會的發展必將以拋棄原有的觀念為代價，僅僅是旅遊經濟的衝擊就足以更新傳統的西藏了。
去過印度的薩蘭達拉的藏人回來以後，大都更加喜歡經濟富有的新西藏，而那些靠個人奮鬥成為藏人新貴的階層，和漢人一樣，對共產政府不恨也不愛。可以說，今後加上四川、浙江等漢人的大量湧入，一個只能稱為「新西藏」的政治社會已經形成，「藏族獨立」這個詞，是對少數囚犯專用的，和多數正常追求過現代化生活的藏人沒什麼關係了。
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在《消失的地平線》裡，向人們展示的那塊神奇「香格里拉」， 今天正在上演著世界品牌商業旅遊爭奪戰，雲南首先在四年前將中甸縣改名為香格里拉縣之後，四川也將日瓦鄉改名為香格里拉鄉，而亞丁鄉也自稱為他們才是「最後的香格里拉」，近日西藏也宣稱真正的香格里拉，在拉薩東部的昌都。
青藏高原是人類僅存的幾塊最後淨土，一旦大規模展開旅遊業，特別是礦產資源的開發，會給高原生態帶來重大影響。後果也許是今天的中國，開發一片毀掉一片，條條河流被污染的現實。
在這所謂的「高原經濟圈」開發熱潮中，西藏就真成了人們夢中的「香格里拉」了。